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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27 03:51:48
古代十部兵书兵家、商家必读 三十六计并未上榜
说起中国的古代十大兵书你能想起几部，估计大多数人只能想到《孙子兵法》，还有些人想的《三十六计》，不过很遗憾《三十六计》是后人总结的并不能算作中国古代十大兵书之一，下面一起来看看中国古代十大兵书。
《孙子兵法》
亦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为春秋末孙武听作。共82篇，图9卷。今存本13 篇：有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历来被称为“兵经”受到国内外推崇。
《孙膑兵法》
亦称《齐孙子》，为战国时齐国孙膑所作。共89篇，图4卷。隋以前失传，1972年在山东临沂县银省山西汉墓中发现其残简。该书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作战经验，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包含普朴素唯物论和辨证法。
《吴子》
由吴起、魏文侯、魏武侯辑录，共48篇，今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等六篇，都系后人所作，有英、日，法、 俄等译本。
《六韬》
传说为周代吕望(姜太公)所作，后经研究，认定为战国时的作品，现存6卷、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
《尉缭子》
传说为战国时尉缭所作，共31篇，今存有5卷，共24篇：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等.
《司马法》
战国时齐威王命大夫整理古司马兵法，共150篇，今存本仅5篇：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
《太白阴经》
由康代李筌撰写，共10卷•《四厍全书》收录的S卷本，是后人合并的。
《虎钤经》
由宋代许洞撰写，全书20卷，共〗20篇，内容主要发挥《孙子兵法》和《太白阴经》的观点，前10卷论述实际用兵的问题.
《纪效新书》
亦称《纪效》，由明代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寇时撰写，共18卷，每篇都各附图说•卷首有《或问篇》作为总序，是一本练兵和作战经验的总结.
《练兵实纪》
由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撰写，正集9卷，附杂集6卷•此书和《纪效新书》合称戚氏兵书姐妹篇。
兵家、商家必读的古代十部兵书 古代十大兵书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司马法、太白阴经、虎钤经、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十大兵书。介绍了兵书的年代，作者，兵法等。
目录
1 孙子兵法
2 孙膑兵法
3 吴子
4 六韬
5 尉缭子
6 司马法
7 太白阴经
8 虎钤经
9 纪效新书
10 练兵实纪
孙子兵法编辑
《孙子兵法》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英文名为《The Art of War》，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三大兵书之一（另外两部是：《战争论》(克劳塞维茨) ，《五轮书》(宫本武藏) ）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字长卿）。今存13篇：
《始计篇》讲的是庙算，即出兵前在庙堂上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估算战事胜负的可能性，并制订作战计划。这是全书的纲领。
《作战篇》主要是庙算后的战争动员。
《谋攻篇》是以智谋攻城，即不专用武力，而是采用各种手段使守敌投降。
《军形篇》、《兵势篇》讲决定战争胜负的两种基本因素：“形”指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势”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
《虚实篇》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最后以多胜少。
《军争篇》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
《九变篇》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
《行军篇》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
《地形篇》讲的是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
《九地篇》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
《火攻篇》讲的是以火助攻。
《用间篇》讲的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
孙膑兵法编辑
《孙膑兵法》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也是《孙子兵法》后“孙子学派”的又一力作。
《孙膑兵法》
古称《齐孙子》，作者为孙膑，传说他是孙武的后代，在战国时期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阳谷、鄄城一带），曾和庞涓一块儿学习兵法。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篇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
吴子编辑
战国时期，卫国吴起所著。魏国文侯，魏国武侯辑录，《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48篇，已佚，今本《吴子》六篇(《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系后人所托。其主要谋略思想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他一方面强调，必须在国家和军队内部实现协调和统一，才能对外用兵，提出国家如有“四不和”，就不能出兵打仗；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吴起继承了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在《料敌》篇中强调了了解和分析敌情的重要意义，并且具体指出了处于6种情况的国家，不可轻易与其作战。他懂得战争是千变万化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采取应变的措施。在《应变》篇具体论述了在仓卒间遭遇强敌、敌众我寡、敌拒险坚守、敌断我后路、四面受敌及敌突然进犯等情况下的应急战法和胜敌的策略。
《治兵》《论将》和《励士》3篇主要阐述了他的治军思想。他认为，军队能否打胜仗，不完全取决于数量上的优势，重要的是依靠军队的质量。质量高的标准是：要有能干的将领，要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兵士；要有统一的号令；要有严明的赏罚。他重视将帅的作用，尤其是重视将帅的谋略，强调好的将帅应有优良的品质和作风。重视士卒的训练，提高实际作战能力。强调赏功以励士兵。
六韬编辑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
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兵家类中不见著录，但在“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类著录有《国史六》“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然而，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对它的怀疑与否定也不攻自破了。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残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残本、敦煌遗书残本、《群书治要》摘要本、《四库全书》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
今本《六韬》共分六卷。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战术；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
尉缭子编辑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就有各种不同的
说法。
第一种意见：《尉缭子》是一部伪书。虽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兵形势"《尉缭》31篇，但今存《尉缭子》不讲"兵形势"，显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尉缭》，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不过，自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尉缭子》残简出土后，学者们发现残简有6篇与今存《尉缭子》相合，伪书一说已遭到大多数人否定。另有唐魏徵《群书治要》辑《尉缭子》4篇，对考校此书均有重要价值。
第二种意见：《尉缭子》的作者名叫尉缭，是战国时人，此书的前身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形势”《尉缭》31篇。
第三种意见：与第二种意见大致相同，不同处在于它认为此书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杂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说。“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应论及政治和经济。它虽谈兵法，却并非兵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尉缭子》5卷。这都和今存《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可见今存《尉缭子》即“杂家”《尉缭子》。宋人将“杂家”《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归入兵家。所以后人多误认《尉缭子》为兵家之书。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尉缭子》是战国晚期论述军事、政治的一部著作，共五卷二十四篇，南宋刻行的《武经七书》本最早。《汉书·艺文志》杂家收录了《尉缭子》二十九篇。唐朝初年的《群书治要》中节录了《尉缭子》四篇。1972年，山东临沂的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也有和《尉缭子》相符的竹简书六篇。从这几篇的情况来看，现在流传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删节和讹误，篇名常和竹书不合，但基本上没有后人增加的内容。
《尉缭子》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其理论水平很高。思想中糅合了儒、法、道各家观点，这也许是被纳入杂家的主要原因。后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军法颇有帮助，所以有人把此书作为兵书来看待研究。
今本《尉缭子》共分五卷
司马法编辑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司马法的作者：据相关资料记载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司
马大将军司马穰苴所著，其人本姓田，受封司马大将军，故称司马穰苴。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汉代对《司马法》评价很高。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见苟悦《申鉴·时事篇》)司马迁称道《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据以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军制。晋唐之间，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马法》为立说的根据。可见《司马法》当时仍具有军事权威著作的声誉。宋元丰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马法》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武学，定为将校必 读之书，其重视程度，也不减晋唐。迄至清代，姚际恒、龚自珍等人，疑为伪书。但对他们所质疑的问题，详加考查，显然根据不足。(参见兰永蔚著《春秋时期的步兵·〈司马法〉书考》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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