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半斤八两》：许氏兄弟喜剧巅峰之作

文：宿夜花

在香港电影历史上，喜剧片同动作片一样，是十分重要的类型片。如果说周星驰与成龙是两种类型的标杆式人物，那么将时间拉至成龙周星驰的事业巅峰以前，许冠文与李小龙分别是喜剧片、动作片的旗帜性人物。

在72年李翰祥导演的《大军阀》中许冠文凭借着对北方军阀庞大虎一角出色的塑造奠定了“冷面笑匠”的地位。随后，由其领衔创作的许氏喜剧更是统领了70、80年代香港喜剧片的潮流，1976年的《半斤八两》当之无愧是其中的巅峰之作，超过850万港币的票房创造了当时新的纪录。

在2005年，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年之际，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办、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统筹评选的“最佳华语片一百部”中，许冠文自编自导自演的《半斤八两》高居第13名。《半斤八两》的成功由许多因素促成，个性鲜明的演员，有节制的表演，真实动人的笑点，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对好莱坞喜剧片、动作片等的精炼模仿又加以民族化的创造性运用，所有的这些使得《半斤八两》成为许氏喜剧乃至香港喜剧片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电影。

许氏喜剧巅峰之作

01.平民化视角

电影《半斤八两》最大的特点之一便是其具有鲜明的大众文化特色，尤其是大量南粤市井俚俗的呈现。

在五六十年代的国语片中，南下影人给香港影坛带来了中原文化，他们的电影也带有着浓厚的“文人趣味”，采取文雅的现代白话文作为对白，例如李翰祥的黄梅调电影与历史宫闱片、胡金铨的人文武侠等。

七十年代，完成经济转型的香港，市场对文娱产品有了新的需求。是故，在传统中国文化、南粤市民文化、西方现代文化的交织下，许氏喜剧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国语片中一定程度的精英审美倾向，许氏喜剧从题材的平民化到对白的口语化都仅仅抓住了大众心理。

其中，语言的通俗化最直观感性体现出了影片的平民式口吻，就像许冠杰为影片所唱的高度浓缩主题的电影插曲《半斤半两》。除了有“我们这帮打工仔，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原歌为粤语歌词）这样直指市民阶层心声的金句外，更是通过“出了半斤力却赚不回八两酬”（在古代半斤等于八两）这种市民阶层朴素愿望的破灭来勾勒出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02.浮世众生相

影片《半斤八两》的导演许冠文除了对影片的受众有着极其准确的把握之外，电影的开头便直接昭示影片主题。通过仰镜头环视高耸的摩天大厦，继而将视角转入人流攒动的大街小巷：为了生活奔波的人们、形形色色的底层市民，呈现出浮世众生相般的影像世界；直至现代化的汽水厂，此般工业化图景使我联想到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仿若香港版大机器工业时代的寓言。

70年代，腾飞的香港、高度的商业资本化环境滋生出了无数底层小人物焦虑、投机、赌徒心理。《八斤八两》恰是对这种光怪陆离、怪象丛生的状况用一种平民视角的方式呈现，许冠文凭借最擅长的针砭时弊，以一种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口吻来展现香港人的“犬儒哲学”。

与其他的喜剧艺术家一样，许冠文的作品挣扎于喜剧境界的两个层面之间，即机械地制造笑料，混乱地娱乐大众，以及对社会和人性的丑恶面貌加以讽刺和批判。（吴昊《七十年代香港电影研究》）

许氏喜剧在商业层面的通俗性与思想上的深刻性是并行不悖的，这体现在笑点的高度密集甚至有堆叠之势与无处不在的发人深思的微小细节。

很多观众看惯了好莱坞式剧情片的工整严谨，常常会诟病许氏喜剧的跳脱、段落拼凑。事实上，在我看来，这正是香港喜剧的可贵之处，它跳脱出既定的条条框框，更为率性地展现了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

电影借许冠文饰演的“万能私家侦探社”社长王若思这个特别的职业，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切入视角。电影中这些小段落，它们彼此间不直接相连却反映的是同一主题，折射出的也是各个阶层人的精神困境。

例如，市井流民夫妇在超市大展盗术、解决温饱问题的包工头开始寻觅另类趣味、看似道貌岸然的正义守护者背地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姿态、富商名流之妻寻求新的生活等。所有的这些指向的皆是现实困惑：中产阶级的婚恋危机与精神迷惘、小市民的生活陋习、秩序凌乱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等等。这进一步反映了追名逐利、浮躁冷漠的社会心理。

03.多层次笑料

电影一方面借鉴好莱坞成熟的商业类型片中已经深入人心的情节模式，另一方面又将其与民族文化以及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空间相结合，如此便造就了东方观众喜闻乐见的华语喜剧经典。

除了前面说的对卓别林等黄金时代西方喜剧的模仿致敬，电影亦不乏对当下流行商业片的致敬。例如，厨房内，王若思用香肠做成的“多截棍”与对方手中的鲨鱼额骨展开搏斗，这种动作场面既有对李小龙的动作片模仿的意味，又巧妙地致敬了前一年上映的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

“雌雄大盗”夫妻在与王若思搏斗时施展的是五行拳（龙、蛇、虎、豹、鹤形拳），电影同时辅以古曲《将军令》作为配乐。在王若思跟着电视学做粤菜的牛奶鸡时，又阴差阳错的给鸡做起了健美操。等等此类，电影就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武术文化、饮食文化成功化成亚洲观众感同身受、喜闻乐见的笑点。

用电影展现当下的生活面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则是许氏喜剧笑料的另一大精妙之处。例如，施工的工地上，王若思躲过了简陋的电梯却旋而调入泥水坑；王若思对待员工极其刻薄、无所不用其极，将两人困于一个三层床的狭窄空间内；王若思来到了现代娱乐场所，面对“水床”感到陌生无意将水床弄破被困在水泊之中。此类笑点，巧妙利用了生存空间内的一切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更由此凸显了生活方式变化、新奇的生活体验给人带来的精神冲击。

许氏三兄弟典型的人性化小人物形象

许冠文、许冠杰、许冠英三兄弟各自迥然不同的气质类型使得他们的合作有着浑然天成的默契，他们的形象、性格反差形成绝妙的化学反应。因此，也有人将许氏三兄弟类比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

许冠文是许氏喜剧里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他所饰演的既飞被时代与社会抛弃的边缘人，也非大奸大恶的市井狂徒，而是一个浓缩着小市民特色的典型小人物形象。

《半斤八两》的王若思便是典型例子，他刻薄、吝啬、对待不同身份的人类似变色龙般一身的小市民习气。同样，他身上带有一点附庸风雅的虚荣，总爱攀龙附凤，自命不凡的同时却每每遭遇打击，终究很难取得成功。

许冠文曾言：“我们都有吝啬、贪心这些弱点，自己也爱嘲笑他们，就是很好的戏剧素材。”（见著名电影学者焦雄屏《捕捉小尖小坏的香港市民——跟许冠文对谈》）

由此可见，许氏喜剧人物深入人心的关键是他直面人性深处真实的缺点，将其艺术化的呈现给观众，观众感受到乐趣的同时仿佛也看到了一个个活在现实中个性鲜活的人。

许冠杰外形俊朗、阳光，诠释的多是聪明正直却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而许冠英因为外形平实，塑造的多是“受气包”或“倒霉鬼”的形象。这种鲜明的反差形成了三主角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他们之间既是上下级，贪婪、小气的社长王若思潜意识对下级进行压迫打压，而同为底层人的身份又使得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共盟式的友情，这种复合着认同与对抗的矛盾关系也是影片群像人物间的互动张力十足。

许冠文在对电影人物塑造上的独到之处在于用三个角色隐喻了更广泛的人际关系，当最后为社长王若思打工的两个小跟班另起炉灶，王若思开始反思起了自己平日的刻薄，他们的再合作也意味着三人的和解，这种和解也是对劳资关系的理想化解决。

双重反思：讽世与自省

电影的笑料是发人深思的，这种反思是双向的，既是一种讽世又是自身内省。

电影的高潮戏发生在电影院内的抢劫戏，当观众以为这个抢劫和自己无关时，他们发出了笑声。而当他们体会到被他们打劫的是他们自己的时候便再也无法坦然大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痛楚。

这是电影中最具讽世意味的段落，当人们普遍处在一种高姿态冷眼旁观别人的人生闹剧之时，别人的悲欢哀乐成了自己眼中的一出喜剧，当这出闹剧发生在自己身上，它再也无法使人感到喜悦。

在后来的现象级喜剧《武林外传》中，宁财神也借角色之口发出了“站在天堂看地狱，人生就像情景剧；站在地狱看天堂，为谁辛苦为谁忙”的喟叹。

当审视别人的喜怒哀乐发出笑声后，反思自己的人生，笑中便饱含着辛酸。因此电影也利用电影桥段，通过电影与现实的互文引发观众更深层次的思考。现实中的我们在为角色的人生起伏、悲欢而捧腹大笑时，可曾自省自己的人生与生活？

在电影的结尾，主人公王若思的自省亦是电影试图引发观众的反思内省。

正如结尾点睛之意的《浪子心声》中所述“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不止是世俗意义上的“乐天知命”，它蕴含了一种豁达的人生观，就像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我总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欠了我好多。——李国杰

你出世的时候，连尿布都没带条来，这个世界欠了你什么？——王若思

因此，电影的最后，当王若思体会到了自己的目光短浅与自作聪明，他开始反思起过去为人的刻薄、追名逐利心态的浮躁。褪去招摇过市、不思进取的混世陋习，取而代之的是端正人生态度、修炼生存之道。

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讽刺又不过是喜剧变简的一支流。（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影片《半斤八两》价值观中的摒弃贪婪与虚华正是撕破这些“无价值”的现象，回归的本真正是厚德自强的精神。

《半斤八两》对随后的香港电影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喜剧与动作元素的结合是日后的香港商业片常用的手段，经典文化元素的效仿拼贴挪移、喜剧的民族化表达、用喜剧反映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面貌，这些对后来的华语喜剧片都有很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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