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帝王因何要建立自己的偏房呢？历史

：古时候帝王因何要建立自己的偏房呢？历史

皇帝的偏房：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一个讲究名分的社会，因为名分是权力的合法性源泉。

比如在一夫多妻制时代，男人有正室，还有偏房。

中国人以前很讲究名分，因为名分是权力的合法性源泉。

比如在一夫多妻制时代，男人有正室，还有偏房。

在名分上，正室为尊，偏房为卑，元配享有支配侍妾的正当权力。

实际上，侍妾也可能凭借年轻貌美、受丈夫宠爱而得势，甚至在家庭中取得支配性地位。

妻妾争权只是官场故事的一个隐喻，因为帝王对国家权力的分配，也存在着正室—偏房的复式权力结构，正室指以宰相为首的官僚系统，他们在名分上是国家权力的正式代理人;但帝王往往又在正式官僚系统之外，另起炉灶，另立偏房，代行权力。

那么，偏房是些什么人呢？ 《清稗类钞》记录了晚清开明官僚郭嵩焘的一则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

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郭氏所列举的与君主共天下的人物，绝大部分都可以归入隐权力集团的行列，在名分上，这些人并无治天下的正式权力，只不过凭恃与权力中枢的特殊关系，得以把持权柄、操纵朝政。

相对于正式的官僚系统而言，这一隐权力集团就是受宠得势的政治偏房。

皇权专制作为对历史的宏观描述，大致不差，但就具体情形而言，自汉代以降，除了少数雄才大略的帝王，君主独揽朝政、乾纲独断的独裁局面其实并不多见，确如郭嵩焘所言：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

如果与宰相共治天下，则是很正常的制度性安排。

君主只是国家的主权者与象征，古人认为君王揽权不必亲细务;而宰相作为政府首脑，理当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这是明代之前的正式政制。

宋代有一位官员就对皇帝说，权归人主 皇帝，政出中书 宰相，天下未有不治。

宰相的执政大权由制度赋予，为正统承认，如果君主绕过宰相，直接发号施令，则会被认为违制，用古人的话来说，不由凤阁鸾台 宰相机构，盖不谓之诏令;这样的诏令甚至会受到臣下抵制，凡不由三省 宰相机构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 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

君王与宰相自古就有分权，宰相的治权是有制度可依的，因此，西汉与宰相共天下的权力分治格局是名正而言顺的，正式的权力制度就是这么安排的。

不正常的是与外戚共天下，外戚所恃者，是其与皇室的特殊关系。

这种由私人身份与关系网络所孽生的权力，是一种制度外的隐权力。

如果说，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是帝国的正室，代表正式的权力系统;那么，外戚等隐权力者则是君王另立的偏房，代表另一套没有名分的副权力系统。

在正室之外另设偏房，在正式权力系统之外，另置副权力系统，始作俑者是汉武帝刘彻。

刘彻乃雄才之主，不甘于垂拱而治，但皇帝要亲躬政事，宰相显然是最大的障碍，甚至宰相领导下的官僚系统也会碍手碍脚。

为了越过这些制度性障碍，刘彻启用了一个由宦官、侍从、外戚、尚书 汉初的尚书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等亲信、近臣组成的内朝，将作为正式权力系统的外朝撇在一边。

从名分上来说，内朝成员并无执政大权，有的还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员，但他们被皇帝托为心腹，预闻政事，隐权力极大，足以与外朝分庭抗礼，甚至凌驾于外朝之上。

不过，内朝官权柄虽重，但终究是偏房，妾身未明，缺乏名分所赋予的合法性，只能完全附依于皇帝私人的关系网络，这也使得内朝系统十分便于君主操纵指挥。

刘彻因此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君主独裁。

然而，刘彻始料不及的是偏房也可能变得位高而权重，尾大不掉，不受人主控制。

刘彻在世时，尽管擢用外戚近臣，毕竟还能操控局面，刘彻死后，西汉终于无可避免地出现外戚擅权干政之祸，最终葬送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就是外戚。

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光武帝刘秀承汉祚、建立东汉政权后，鉴于之前大司马篡权的乱象，设尚书台架空三公之权，一切政令皆经尚书台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时人称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其手法如出一辙，都是在正室之外另立偏房，借操纵偏房实现朝纲独断。

后人评价两汉政出于二，也就是说，汉代的权力结构是复式的，一个正式的权力系统加上一个非正式的副权力系统。

政出于二是两汉权力结构的最大弊病。

同刘彻创建内朝一样，刘秀设立尚书台这个副权力系统，本意是要摆脱正式权力系统对皇权的约束与威胁，然而，历史的闹剧总是再三重演，偏房一旦羽翼丰满，就不是人主所能操控的了。

刘秀死后，他留下来的尚书台机构并未能阻止权臣对刘汉政权的篡夺，东汉后期，外戚、豪族等权臣以录尚书事之衔入主尚书台，垄断了朝政。

建安元年 196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迎回汉献帝，第一件事就是让献帝赐予其录尚书事之权。

而君主要夺回权柄，就扶植宦官建立一个副权力系统，东汉后期的政局，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轮流专政。

东汉皇室与权臣的明争暗斗，以后者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东汉天下被门阀士族瓜分、颠覆，其后，唐代君主为限制正式官僚系统之权，防止权柄下移，也另立宦官参与朝政，但是这个副权力系统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经启动即无法制止。

晚唐的宦官，权势越来越大，不仅架空正式权力系统，连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在其手中。

相对而言，到宋代才有了对正式权力系统的尊重，宋代少见地没有形成副权力系统，女宠、宦官、外戚、皇室秘书、幸臣等隐权力集团大体上都受到遏制。

即使是贵为天下主权者的君主，对于政事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南宋时，内廷国手赵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职非皇室私器，随便予人是有违政制的，因此赵鄂的意思是要孝宗法外开恩。

宋孝宗答复：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

让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坚执不从，并且表示：纵降旨来，定当缴了。

孝宗唯有一声浩叹：书生难与他说话！ 赵鄂终日陪皇帝下棋，与孝宗关系极好，按说是颇有隐权力的，但宋代比较健康的权力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隐权力，连皇帝也不敢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个权力结构。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赵宋的天下被蒙古人忽必烈共掉之后，君主对正式权力系统保持尊重的权力格局不再出现，大宋也难逃共天下的圈囿。

至明清又出现了与宰相、太监，与胥吏共天下的难堪局面。

从汉代一路看过来，不难发现：另立偏房架空正室之权、借重隐权力集团钳制正式的官僚系统，正是历代君主搞独裁的不二法门。

皇帝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对付官僚系统，是因为从汉唐至明清，在完成政治现代化之前的中国，对君主独裁权力构成最大制约的不是民主、宪政，而是一个复杂、完备、科层化的官僚系统，因为权力在科层化结构中流动，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规范性、程序性的规制，科层化越高，权力受到的规制就越大。

如果把权力比喻为流水，科层化结构就是管道，约束着流水的横冲直撞。

权欲旺盛的雄才之主当然难以容忍这些管道分流了权力，于是绕过正式的权力管道系统，利用亲近的私臣组建非正式的简陋的权力容器，因其简陋、非正式，也就更便于人主操纵。

但是，这些临时性质的权力容器难免会慢慢固化、复杂化，甚至变成正式权力管道的一部分，又反过来分化了独裁权力。

换句话说，偏房掌权日久，往往又会演化成正室，如汉代的尚书，原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到了唐代则是名正言顺的宰相机构。

后世的君主为尽收威柄，一总事权，又另设一个易于指挥的权力容器，然而，时过境迁，又重蹈前代偏房坐大之覆辙。

历史简直给独裁者下了一道反复发作的恶咒。

那些叨念着大权不可旁落的独裁者不会明白这样的道理：分散在复杂管道的权力尽管不易为君主任意摆布，但颠覆性不高，因为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敢逾越名分的界限，并且受到程序性与规范性的限制;相比之下，摆脱了科层束缚的隐权力虽然便于指使，但一旦失控则如洪水决堤，一发而不可收拾。

西汉刘彻置内朝捋夺宰相之权，但后来内朝的外戚不仅把持朝政，而且颠覆了西汉;东汉刘秀将三公闲置，倚重尚书台，但尚书台的领袖最后竟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明代的朱元璋干脆废了宰相，启用内阁，但内阁体制却培养出九千岁的权力怪胎。

人主欲借偏房尽收权柄，殊不知，高度集中的权力更容易被亲近的隐权力集团假借、窃取，只要人主软弱、荒怠，立即太阿倒持，授人以柄。

我们姑且称之为偏房的陷阱。

这也是为什么历代一再发生近臣乱政的根本原因。

郭嵩焘认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其实，独裁者哪能容忍权力被分寄？只是他们缺乏历史的眼界，看不到独裁的陷阱，最后与偏房共天下，乃至被偏房毁了天下，也是咎由自取。

原载于《百家讲坛》2010年第5期，原题：皇帝为何要与偏房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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